德鲁克强调，组织的管理，必须植根于社会本质的、可预见的变化趋势之中，他例举的趋势包括：

　　全球化年轻人口的减少和“新劳动力大军”的崛起；

　　制造业作为财富和工作机会提供者的作用日益削减；

　　公司及其最高管理层的形成、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三个例子，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更具有其深层含义：

　　出生率的下降，技工的缺少与“中国制造”的走向，制造业如何面对招工难问题；

　　传统经济条件下，新经济对现在的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的冲击，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以及这个阶层的逐渐崛起；

　　随着个别村庄的消亡，大量村庄将在50年内，急遽消亡。城镇化的结果，导致的是农村村落组织的解体。独生子女和高入学率，加剧了村落组织的消亡。农村土地兼并应该在下一代身上发生。

　　单循环，内部循环的国有体制，在管理本土化的过程中，将受到效率和公平的严重的挑战，一个更富于活力的市场环境应该出现。

　　具体到一个特定的企业而言，适应趋势，作出变革，是保证基业常青的根本规则；对于个体而言，认识趋势，投身于增量市场，自己的价值增值也会快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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