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二）
周奇
挖 潜
挖潜,是编辑主体创造作用的另一内容。挖潜就是挖掘作者的潜力。前引韦克斯曼和格罗斯的两句话，把编辑挖掘作者潜力的功能讲到了极致。格罗斯说：“最好的编辑”是“让作者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挖掘作者的潜力，调动作者的才华，从而改好作者的作品，是编辑才华的集中体现。作品是作者用心血创作的，又不能不受到作者自身的局限及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是作品的第一读者，又比较了解图书出版的形势和读书界的需求，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作品，尤其是发现作品中的不足，因而有条件帮助作者改好作品。帮助作者最好的方法，就是挖掘作者自身的潜力，调动作者的全部才华。韦克斯曼也说：“编辑只能激发作
者发挥它原本已有的才华。”他这样描写编辑挖潜的功夫：“编辑不断提问，作者也一一回答，直到双方都觉得已经创作出一本好书为止。”
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收到著名记者斯诺的自传体作品。作者在作品中，叙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访问苏联、中国和印度的经历。康明斯读后，觉得“缺乏剪裁，冗长拖沓”，作者“对这本书的性质以及记述经历的方法心中无数”。他把书稿退还给斯诺，附了许多评语，建议作者“大加修改”。后来，又多次约见作者，坦陈己见。修改稿出来后，康明斯读了仍不满意，又同作者长谈了好几次。斯诺推倒重写，整整花了四年工夫。自传出版后，赢得了好评。斯诺非常感激康明斯的帮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没有康明斯的帮助，我是没法办的。”
作家蒋子龙在一篇文章里描绘过一位编辑：“1979年，我写过一篇小说，叫《机电局长的一天》。光是开头，编辑就来逼我返工五次。有一次，晚上停电，我摸黑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到旅馆看他。他老兄蹲在厕所里还举着我的稿子在琢磨。看完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新写的开头，仍不满意地说：‘你还有潜力，你的劲还没有全使出来。’你从他嘴里永远听不到满意的话，总是莫测高深，不把你挤得水干油尽不罢休。回家的路上，我和三轮车相撞，推着自行车回家。路上又想了一个新的开头，激动得不得了，回到家里点起蜡烛重新写了前面的几百字。第二天我刚起床，编辑就敲门，他看完新的开头，一拍大腿：‘好了，我可以买机票了！’”蒋子龙不愧为作家，寥寥数笔，一个善于挖掘作家潜力的好编辑的形象就活现在我们面前。蒋子龙深有感触地说：“我多亏碰上一个又一个好编辑，他们逼我，扶我，我才走到今天。”
挖掘作者的潜力，我国已经出版的编辑学著作好像缺乏这方面的内容，似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究。
我个人认为，要挖掘作者的潜力，编辑至少要做到如下四条。
第一，要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职业责任心，把出好书、出新人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我们要向鲁迅学习。鲁迅一生，以给青年“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粮食”和培养文学新人为快事。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生命，割碎在别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他把文学新人比作“奇花和乔木”，为了“栽植奇花乔木”，自己“宁愿做无名的泥土”，甚至“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叶圣陶感慨地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只有具有强烈的“益人”使命感，和“宁愿做无名的泥土”的职业责任心，才能真心实意地去帮助作者。
第二，对作者的作品要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从而能够给作者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激发作者潜在的全部才华。《编辑人的世界》的编者、美国著名编辑格罗斯认为：“编辑有他们自己的创造力，而这种能力是作家很少具备的。编辑通常具备批判性的分析能力，超然的眼光，以及作者应该善加利用的卓越表达能力。”美国成功的出版经纪人柯蒂斯认为：“编辑人的许多特质是无法取代的，例如个人的品味、辨别能力，情绪反映，做事的条理，决断力，投入的热情，以及温柔的关爱。在这些层面上，没有任何人或物能取代编辑的地位。”格罗斯强调的“批判性的分析能力”、“超然的眼光”，柯蒂斯强调的“个人品味、辨
别能力”、“决断力”和“投入的热情”，都是挖掘作者潜力的先决条件。需要修改的作品，是有价值但不成熟的半成品，而修改作品的主体应是创作者本人，只有他才能修改好作品。作者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创作过程中形成某种思维定势，都是可以理解的。编辑的责任，就是帮助作者从自己的作品中走出来，尤其是从创作思维定势中走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激发改好作品的冲动。这正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编辑人的特质”和“编辑的创造力”。
第三，对作者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生活经历和写作潜力，要有相当的了解。了解的方法，主要是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如果作者过去发表过作品，不妨找一些来阅读。当然还可以与作者交谈，从作者的谈吐中了解作者。对于才学有限的作者，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挖潜，也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为潜力有限。编辑自己策划的选题，自己物色的作者，也要认真审读，因为一流的选题策划并不一定产生一流的书稿。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书稿写成后，方知作者难胜其任。碰到这种情况，上策就是更换作者。挖潜的前提是有潜可挖，碰到一座贫矿，最好的办法是放弃。
第四，对作者要热情，要执著，还要诚恳。编辑和作者是创造共同体，要以创造主体的姿态“投入热情”。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王建辉在谈到编辑“主体性工作原则”时说：“我做编辑工作，特别看重思想的输出，编辑思想和学术思想的输出。”他把编辑工作比作“借作者之腹生自己的儿子”，认为编辑应该是作品的“父亲”。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且不去评论，但王建辉的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是值得称赞的。编辑在审读过程中，要把自己的“基因”输进去，同作者一起去孕育“新生儿”。没有这种热情和执著，是不可能挖掘作者的潜力的。我们应当学习美国编辑康明斯，学习他帮助作者的热情和执著，还要学习他对作者的诚恳。陈述意见要坦率，观点要鲜明，但是态度要诚恳，既不含含糊糊，又要诚心实意，采取商量的态度，不强加于人。这就是美国编辑强调的“沟通的艺术”。
提 升
提升，指的是帮助作者提升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格罗斯说的“批判性的分析”，王建辉说的“输出思想”，出发点和目的性都是为了提升作品。编辑主体在提升作品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辩论是三方面构成的，即说话人、听话人和所论证的问题。辩论的目标是针对听话的人。”文化传播也是如此，是由传播者、接受者和传播的主题三个方面构成的，传播的效果关键在于传播者是否始终把握住接受者。我在前面论述过，编辑是文化传播中介作用的主要承担者，最了解接受者，向接受者传播什么、怎样传播，他们最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图书出版，编辑起着主导作用。这叫做“编辑主体论”。关于编辑主体的作用，出版理论界是有争论的，历来的说法是：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不能说这种说法不对。因为编辑的劳动方式很特殊，是以作者的劳动成果为其劳动对象的，这与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的劳动方式截然不同。科学家虽然也要利用他人的
创造成果，但他们只将这些作为资料、工具，而不是直接的劳动对象。但是，假如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结论就不同了。因为对于作品的问世，编辑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发挥着引导和提升的作用，是作品的“父亲”。“作嫁衣”与“做父亲”，都是比喻，都不是很确当，但我更赞成“做父亲”，因为它反映了编辑的主导作用。
举一个编辑史上著名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晨报》的编辑孙伏园约鲁迅写稿。写什么呢？孙伏园同鲁迅一起讨论了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并且草拟了写作提纲，鲁迅一天写一段，《晨报》就一天发表一段，孙伏园天天登门索稿。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阿Q正传》。有一天，孙伏园因事外出，委托一位编辑代他去取稿。谁知鲁迅根本没有动笔，而那位编辑在一旁立等，匆忙中，鲁迅就写了个“大团圆”的尾巴。孙伏园从外地回来一看《晨报》，遭了，阿Q已经被枪毙了，故事续不下去了。如果孙伏园自己去索稿，同鲁迅有交流，还不知阿Q会干出什么“伟大事业”呢。可见，编辑的作用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编辑的主动权是社会赋予的，是读者赋予的，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所必需的。
编辑主动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帮助作者提升作品，这种主动权贯穿在整个编辑工作过程之中。小说《红岩》的诞生过程，充分说明了编辑主体对于提升作品的主动权。
小说的两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共青团重庆市委的干部，过去从未写过小说。他们两人是渣滓洞越狱的幸存者，觉得有责任“将这座人间地狱的真实情况告诉全国人民”。罗广斌多次为青年们作报告，讲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烈士血录”，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根据读者的要求，约请罗广斌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烈士血录”写成回忆录。不久，回忆录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题，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期上。随后，根据中青社的建议，作者又将回忆录加以扩充，这就是1959年出版的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青社又建议作者以回忆录为基础写成长篇小说。后来，罗广斌同杨益言创作出小说《禁锢的世界》。中青社三审后，将两位作者请到北京来，由总编辑主持，编辑室主任和责任编辑参加，同作者商讨修改方案。出版社着重谈了如下建议：（1）要改变作品的压抑气氛，充分表现出全国胜利在望的形势，在此大背景下，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既要表现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又要表现烈士们的主动进攻精神和牺牲的悲壮。（2）肯定“表彰先烈，揭露敌人”的主题，但要集中笔墨塑造许云峰、江雪琴、成岗、齐晓轩等人物，把许、江作为第一重点，也不要忽略“群像”的塑造，要把这个战斗集体塑造成光彩夺目的艺术彩雕。（3）描写敌特，也要突出重点。对叛徒甫志高的描写，要深挖他灵魂深处的脏东西，由隐而显，由表及里。（4）要把渣滓洞的斗争同白公
馆的斗争有机地、血肉地联系在一起，又要写出两座监狱的差异，包括环境、敌特个性以及革命者所采取的不同斗争策略。还要把狱中斗争和重庆工运、学运以及川中农运结合起来，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狱中斗争，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狱外斗争，反映当时全国敌我斗争的总形势。 (ID:406)
1961年初，修改稿完成，编辑部再次三审后，又请作者来京商讨进一步修改。作者听了编辑部的意见后，住在出版社里修改。这次采取流水作业，作者改出一部分，编辑就审读一部分，如此持续三个月。再改稿完成后，排版打样送总编辑终审。总编辑又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如将许云峰同李敬原的身份对调，让李担任小说中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领导狱外斗争，与许领导的狱中斗争相呼应。又如越狱斗争要充分表现敌人大屠杀之前的逼人气势，我方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烈士们的悲壮牺牲。作者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修改。1961年12月，小说以《红岩》为书名出版。《红岩》一问世，立即受到青少年读者的广泛欢迎。
由上述，说编辑是小说《红岩》的“父亲”应当不为过。由于编辑的积极参与，小说从《禁锢的世界》到《红岩》，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艺术水平，都得到质的提升。
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实例。1987年5月，湖北汽车学院讲师石光荣拿着《中国与世界比较》的编写方案和两张样稿，来京找到中国工人出版社四编室。编辑室审读了方案及样稿，认为有可取之处，提请担任总编辑的我终审。我终审后，写了如下《终审报告书》：
一、书名似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为好。因为，本书编写方案中涉及的内容，是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并未涉及其他国家。
二、关键在于写法。现在的方案及样稿，是“中国+西方”的模式，写一段西方史，再写一段中国史，两者缺乏内在联系，看不出“比较”的特色。我倾向，以写中国为主，把西方历史作为大背景，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
三、比较的重点放在15世纪以后，至少应该回答如下问题：
1．四大文明古国，15世纪时，只有中国没有衰落，为什么？
2．中国在16世纪以前，无论是政治、文化、科技，均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后西方突飞猛进，而中国却每况愈下，原因何在？
3．中国的文化曾经影响着世界，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却禁锢着自己，阻碍着中国的进步，为什么？
4．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此后的发展却大不相同，为什么？
5．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甚至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向西方学习，企图用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但是行不通，为什么？
6．为什么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
7．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前景。
本书既为比较历史，当具有史论结合的特色，要有叙有议，当然主要是叙史，让历史本身说话，必要的议论，应当是点睛之笔，以引发读者思考。
作者接受了上述的意见和建议，将书名改为《中西500年比较》，于次年4月送来新的编写方案及两章样稿。出版社三审后，肯定了新方案。半年后，初稿完成。
出版社派责任编辑赴武汉，参与修改和统稿。1989年夏，统稿完成，责任编辑将书稿带回北京，经终审批准发稿，同年10月，一部颇有特色的70万字的中西比较著作问世了。该书按照历史事实，将500年分为三个时期：16世纪中叶至1839年，题为“崛起与衰落”，讲西方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1840年至1949年，题为“冲击与探索”，讲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在苦难中探索复兴之路；1949年到2050年，题为“百年奋起，迎头赶上”，讲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奋斗、挫折、改革、开放以及对百年后中国的展望。该书一问世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读了清样后，欣然命笔作序，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序》中说：“时间跨
度选得好。从16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大约500年间，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将会走完一个‘V’形的路，而西方则大体上走曲线上升的路。两者比较，好像长距离赛跑。这个设计是颇具匠心的。一方面我们要以史为镜进行反思：中国为什么中途落后了呢？另一方面给人以鼓舞，虽然落后，只要找出原因，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发挥长处，就会赶上跑在前面的竞争者。就是说，既要回顾历史向后看，又要高瞻远望向前看。这个指导思想是可贵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本书的明显特点是：既从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进行比较，又把诸方面综合起来，把各方面总体联系起来，把微观与宏观
统一起来，把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结合起来，把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读后使人能把握这500年间中西比较的整体，从而能更深刻地了解中西方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此起彼伏和此长彼消的复杂原因，以达到总结经验教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目的。”
1990年秋，该书荣获当时的最高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这两部书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红岩》是文学作品，《中西500年比较》是学术性、知识性著作，两社在审读过程中的注重点不同，给予作者的帮助方式不同，但都对书稿内涵的提升发挥了创造性的作用。
总结这两本书的编辑工作经验，可以得出三条共同的结论：（1）编辑要认真审读书稿，把书稿的内容吃透。唯其如此，才能提出建议性意见，才能对作者有所帮助。（2）编辑审读书稿，要抓住要害，即带全局性的问题。唯其如此，才能使作品得到根本性的提升。（3）编辑帮助作者，观点要鲜明，态度要谦和。唯其如此，才能使作者乐于接受你的帮助。
完 善
完善，是编辑加工阶段的任务，即通过加工，使作品更加完美，从而达到出版要求。根本不需要编辑加工的书稿，是很少的。作者写作过程的疏漏，以及作者因思想或知识的局限性而导致不足乃至错误都是难免的，所以编辑加工这个环节是不能或缺也不可马虎的。
加工与审读，注重点是不同的。前面说了，审读时要抓住要害，把握全局；加工时则要求既要注意大的方面，又要注意小的方面，包括改正错别字，纠正标点符号使用错误，乃至体例格式的统一和规范，目的是使书稿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完美。
文字加工是编辑的基本职责之一，必须精益求精地做好。西方出版社为了书稿加工，设有专职文字编辑，并把文字编辑定位为“作者的好帮手”。美国著名的文字编辑席尔瓦这样描述文字编辑的工作：“当作者完成了手稿，而且手稿也经过初步编辑之后，文字编辑的工作之一，就是从第一个句子读起，开始思考加工：假如把这句话拆散成两个句子，是不是会更好？‘我们’这两个字指的是谁？是不是应当把‘他们’改成‘他’或‘她’？改或不改有没有什么差别？”还“可能协助作者塑造出整本书的形貌，建议在这里删减一点，在那里增添一点，也许
还要重组部分内容，以呈现编辑心目中和谐的整体”，“甚至还会注意到措辞是否适当等细节，找出拼字的错误，修改文法和标点符号”。席尔瓦笔下的美国文字编辑，加工何等认真，何等精细！文字加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工比写作还要艰难。古人说过：“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难在哪里？难在“字易而意留”，既不改变作者的原意，也不改变作者的风格，却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和谐完美。没有相当的文字功底，是做不好文字加工的。美国有一位技艺高超的编辑，不但具有很高的“审稿艺术”，而且善于做文字加工工作，他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萨克斯·康明斯。人们这样形容他的加工本领：他用蓝笔一挥，就能使光秃秃的岩石冒出香槟酒来。康明斯自称“清洁维修工”，他说：“书是集体努力的产物，一些人并不充分了解这一点。一本书的质量，它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常常取决于编辑的‘清洁维修’工作做得如何。”许多优秀的图书，都是经过编辑加工才达到出版水平的，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林海雪原》《我的一家》等等，都凝聚着编辑的心血，确确实实是作者和编辑创造性合作的结晶。
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编辑戴作民，在《中华通史大历典》书稿加工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那是一部6 389页的大部头书稿，是一部巨型历法典籍。由于篇幅巨大，作者改得筋疲力尽，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戴作民在加工过程中，调整了框架结构，充实了内容，对书稿中所列公元前2674年至公元2000年共4674年间的历象及每年“大事记”一一予以核查，又将四十几种表格归并成三十几种表格，并且一一校订表中数字、年号、月份以及干支和星期值，纠错补缺，工作量之大难以估量。应邀参与该书修改的郑州大学教授李民感慨地说：“如果把这本书的写作比作一石，戴作民做的应该是八斗。可惜我的《黄河百科》没有遇上他这样的编辑。”像戴作民这样的编辑，在我国出版界是很多的。
作家蒋子龙把编辑比作“水泥柱里的钢筋”，“光使劲，不露面”，“把自己的心血藏在别人的作品里”。这，就是大有作为的编辑形象。正是无数“水泥柱里的钢筋”，支撑着日益繁荣的出版大厦。
参考文献
[1]编辑人的世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2]现代出版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3]图书出版的科学与艺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4]编者与作者．新华出版社，1985
[5]编辑学论丛①．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编辑
[6]北京出版史志第1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7]中国出版．1997年合订本
[8]中西500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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