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上海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罗英女士与她先生和女儿，就此话题分享他们三人当年各自颇具戏剧化的高考故事。

第一天语文考试，老师少发一张试卷

先生：狄飞万，上海摄影家协会会员，参加过77和79届高考，被上师大中文系录取，毕业后从事电大、职大教育，后赴日深造，回国后从事教育培训工作。

第一天的语文考试，缺失了最后一张考卷。幸亏，我熟悉“陈伊玲的故事”

我生于50年代，伴随我这代人长大的是“读书无用论”。家住五角场，地域特色属“非典型上海”，既有邯郸路上某高校，又有部队大院，更有五方杂处的“铁路新村”。我是家中长子，上有三个姐姐，中学毕业，我借姐姐们的光，“硬档工矿”（表示条件“硬档”，可以分配在本市国营工厂），分配至位于宝山的摩托车厂做车工。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枚石子削入了一潭死水，泛起了阵阵涟漪，我也被时代的潮流击中了。记得77年的高考，提前有个预考，这场摸底考令我懵掉，数字题中最简单的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我不会做，更不知道需要 “通分”，我的数学水平只会加减乘除（除法遇到分数也不会），预考惨不忍睹的分数并没有击垮我，我抱着试试就试试的态度，居然还是参加了77届高考。名落孙山，那是肯定的。看着同伴考上了，自己决定继续在高考路上跋涉吧。

第二年的高考报名，我被车间主任卡住不放行，那位主任看我又要“不屈不饶”去参加高考，死活不答应。这一年，厂里的同事，复旦子弟，我的好朋友考取大学走了，我又深深被刺激到了。第三年，1979年，此时我已经24岁了，也被厂里提拔当了小领导，但高考之心依旧未泯灭。怕车间主任依然作梗，我使出了对付他的杀手锏——让领导的领导发个话；但同时，这场高考对于我就是背水一战，没有了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