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从2017年与西安财经大学的校企合作开始，作为科锐国际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高级总监，杜敏经手过的校企合作案例就有近70例。如今五年过去，他也感受着校企合作双方的兴起、需求变迁以及新的困惑。

“行业也是跟着政策走。2015年后，推动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政策才开始陆续推出。从2020年开始，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特别是推动职业教育的课程实践更是被政策密集提及”，杜敏表示。

从时间线来看，高等院校的校企合作案例也密集出现在2015年后。2019年开始，华为就陆续与西北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开办合作培养班。据清华大学官网显示，清华大学2018年便与碧桂园等8家国内企业（2016、2017年均为4家）签署了战略合作。

在此前上海、四川等地推行高校一把手拜访企业的基础上，3月2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的通知》，首次在全国层面提出每所新建高校书记（校长、院长）正职共拜访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少于100家；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校领导班子新开拓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

在校企合作热的背景下，一些案例也展现着校企合作可能存在的隐患。2017年，在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捐助并冠名的背景下，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更名为恒大管理学院。在企业面临诸多冲击下，学院的校企合作也将面临尴尬局面。

杜敏表示：“正常情况下，定向班只有1/3会去冠名企业。与此同时，为规避校企合作风险。基于一个项目，我们会给予学校多个备选企业。比如新能源、芯片、制药等行业，我们会设置3—5家备选企业、1-2家冠名企业。现在校企合作更多常见的问题是前期洽谈顺利，但最后双方不愿意投入资源，导致合作趋冷或项目没有继续往下执行。”

现在，科锐国际每年新增合作学校数在20—30所，其中985、211的学校约占20%，普通一本、二本院校约占40%，高职院校约占40%。杜敏所带领的团队成员分布在北上广深等8个城市，分别负责所在城市校企合作的沟通与需求对接。

经济观察报：在选择校企合作的学校时，一般需要怎样的沟通流程？

杜敏：大部分校企合作项目由企业方发起，我们作为人力资源公司，负责代替企业去与学校谈合作。比如上海很多顶级医药企业，研发过程中，短时间内对化学或者制药专业学生需求量很大，医药企业招聘部门短时间内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热门专业学生供应量也很紧缺，因此会倾向于寻找人力资源公司去协调校招。

最初和高校沟通过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找各大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老师，此后经历分管领导、校级分管领导共三轮审核批准；另一类找二级学院院长或辅导员，此后历经就业指导中心、校级分管领导审批。

校企合作内容上，一类是做冠名项目，以定向班的方式把企业课程植入到学校人才培养计划中，大部分实践培训课程也直接在学校里进行。促成这类项目需6-12个月，期间涉及课程大纲调整、学校各层级审批、细节敲定等；另一类是短平快的合作。比如企业需要30位某专业学生，我们就会提前两个月对学生进行培训、筛选，一次性满足企业用人需求。

一对一沟通过程中，因为涉及高校的部门和人员较多，会显得合作效率较低。成本方面，主要由企业方提供猎头费用去覆盖。

经济观察报：为何高等院校在定向培养班开办上并不普遍？

杜敏：近几年也出现了高等院校开办定向培养班案例。总体上，对985、211这类高校而言，并不是不愿意做定向培养班，而是会评估企业的份量。同时，985、211毕业生的工作选择性更大，企业高投入去做定向班，最后可能面临定向班人才流失严重、投入与回报不匹配。所以定向培养班更多发生在普通一本及以下院校。

经济观察报：高校“一把手”去拜访企业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

杜敏：主动拜访企业并能精准的给高校学生解决实习、就业问题，对于企业高校“一把手”有挑战。一方面即使学校有很强的意愿，未必能准确的找到企业负责招聘的负责人。并且相比医药、芯片等专业指向性明确的行业，会计、产品、运营等岗位，很多行业企业都需要但需求量又很小，对于工商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的一把手而言，选择拜访哪一行企业或何种企业时就很为难。高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对于双一流高校而言，合作企业一般都定位于各行前五企业，但这些企业的用人选择性很强，双一流学校毕业生进这些企业的比例已经很低，学校不一定有能力去影响企业的选择